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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邹家健:中国第一业主》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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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18 12:11:18 |显示全部楼层
http://user.qzone.qq.com/1572770682?ptlang=2052&ADUIN=1572770682&ADSESSION=1374109000&ADTAG=CLIENT.QQ.5101_QzoneMiniportalLink.0&ADPUBNO=26176#!app=2&via=QZ.HashRefresh&pos=1372470220

http://jb.sznews.com/html/2008-06/12/content_213597.htm


最后的感慨
  邹家健现在已经是新闻人物。几乎每天都有业主打电话给他,咨询如何维权。他的电话费因此节节攀升,最高峰的时候仅手机费就高到每月一千多块。换了市话通,每月也要一百多两百块。很多业主要他去,但那么多业主反映问题,渐渐地他才觉得事态严重,开始怀疑深圳的物业管理体制。
他认为,深圳是全国物业管理的发祥地,这当然是深圳的一个大功劳。但不能说首开先河就什么都是对的,总是躺在功劳簿上讨饭吃。深圳物业管理体制事实上早就严重滞后了,以致业主对地产公司和物业公司的投诉每年都是居高不下,业主跟地产公司和物业公司的冲突,已经构成了深圳市最严重的社会冲突之一。
  最让邹家健感慨的,则是维权的巨大代价,说他这几年是又赔钱又赔力。五年时间,从买房到维权成功,他几乎没睡什么觉,每天都是晚上两三点钟才上床,早上7点起来,8点半再上班。打官司之前,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那时他很年轻,没人相信他那时已经40多岁,都说才30来岁。打官司之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老了,真是历尽沧桑。去年5月央视的一个节目中,主持人说他英勇,说他是斗士,他不同意,当时就说自己是个悲剧人物,扛了几年,扛白了头,不值得学习。如果在现代社会,每一个买房的业主都要像他这样付出巨大代价来维权,要自己去学法律,成为某个行业的专家,那就太苦了。为此他期盼,中国的消费环境能更好一点,制度能更完善一点,主管单位更能负起责任来,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好,这样老百姓的生活才会宽松一些,才不至于像他,经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所以,-他反复呼吁:不能再有邹家健了,如果再有邹家健,如果邹家健多了,可悲的就不止是那批邹家健们,而是我们整个社会了。
上任第一招,是地毯式的物业普查。调查表发到每家每户,征求对物业管理的意见。收回来一统计,哇,问题多多。比如公共设施问题,地产商违反售楼书承诺,把本来规划为社区综合商场的裙楼出租给外面的老板开酒店,招呼都不跟业主打一个;比如大堂问题,购房时地产商承诺大堂绝对“五星级”水准,那时的大堂确实跟五星级宾馆的大堂一样气派,业主都觉得骄傲。
但入户不久大堂就被地产商蚕食了。大厦进入电梯的出入通道口更是只有65公分,仅容一人单行进出,根本不符合高层大厦出入口标准。上下班高峰数千居民排队“过关过闸”,极为不便。房产证问题更要命,因为景洲大厦的用地性质没解决,业主入户一年多还办不下证。那时很多北京大机关到深圳圈地,景洲大厦的地块就是北京某机关圈的,说是办培训基地,实际上地块一到手就转卖给地产商,自己赚钱走人。地产商用这个地块盖了商品房,用地性质就跟当初申报的不一样,不属于行政用地而属于商业用地,这就需要补交土地增值费才能办房产证。地产商不情愿交这笔钱,能拖则拖,把业主给拖住了。业主对房子不满意,没产权证又不能卖房走人。诸如此类的问题,业委会一共归纳了16个,形成书面文件提交地产商,希望解决这些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电梯问题。业委会要求按合同规定,换原装的三菱电梯。他们比较克制,最初只是建议对话、建议调查,但没结果,对方不理睬。业委会做了很多工作,终于感动了对方,地产公司的副总来了,物业公司的老总来了,彼此沟通好了,地产公司的副总答应换电梯,房产证也答应办,并在协议上签了字,盖了公章,十项承诺,几月几号前落实,态度谦恭,还恳求业主谅解。形势看来不错,邹家健以为可以收尾了。但过了一段时间没反应,别人提醒他说,地产商是不守信用的。邹家健不信,说不会吧,白纸黑字呢。就等,左等右等还是没结果。地产公司的部分职工也是景洲大厦业主,他们的利益跟邹家健是一致的,就私下给邹家健透露,你们那个协议没用,因为签字的只是副总,副总说了哪能算数?人家老总没同意呢。你想想,这电梯换下来只能卖废铁,好几十万全报销了。还要花更大一笔钱买原装的三菱电梯,这可是两头亏,人家肯定不答应。
业主终于忍无可忍。那时经常有人去深圳市政府门口游行、静坐、堵路;景洲大厦也有人要效法,说谈判不管用,咱们也找几个太婆去市府门口坐坐。但邹家健不答应。经验告诉他,激烈的对抗往往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理性维权之路固然坎坷曲折,但这是唯一出路。
业委会就搞了个活动,叫法律进社区,请了三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分成三批,利用节假日到小区,给业主讲解合同法、民法两部法律,指导业主依法维权。景州大厦因此从未发生恶性群体事件。谈判走不通,就走法律程序,150个业主联名把地产商送上了法庭。如此规模的业主集体诉讼,堪称全国第一遭。
  集体诉讼于2001年1月启动,4月15号判下来,地产商输了,不仅要把电梯全部更换为三菱电梯,还要赔钱,每个原告都给赔,房子大的赔十几万,房子小的赔四五万。国人维权,向来是利益驱动。诉讼之初,多数业主持观望态度;后来听说地产商赔钱,触动极大,不用动员自己都心动了,都闹上了法庭。这一下成了焦点新闻,媒体一披露,全深圳都轰动了。别的楼盘都有类似情况,别的楼盘的业主纷纷跟风把地产商告上法庭,且大多赢了官司。这一下地产商损失惨重,单单在景洲大厦,地产商就赔了将近1000万。他们不想执行,拖到年底还不动,于是强制执行,扣车、扣房、冻结账户,终于把钱落实下来了。
绝壁之战
  这场诉讼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对深圳其他小区的业主有示范意义。如果其他小区的业主都这么依法维权,深圳地产商就头痛了。更让深圳地产商头痛的是,因为诉讼的胜利,景洲大厦业委会的威望迅速高涨,从而对地产商构成了持久威胁;在他们看来,只要景洲大厦业委会红旗不倒,他们的噩梦就不会结束;因此务必把这个“坏”榜样打下去。
  2001年“五·一”节,中央领导要来深圳视察,策划者借机向警方上报了一份所谓“情况反映”,说邹氏密谋策划,要组织深圳业主在中央领导五一视察时上街静坐。警方一听紧张了,开着警车到邹家健所在公司调查。岂知邹家健根本不在深圳,而是很早就去了北京,给电视台做一个关于解放军仪仗兵的节目。警方扑了空,就打电话警告邹家健。邹家健很惊讶,说这是没影的事啊,我人还在北京呢。警方不信,说你马上用座机打过来我们验证验证。邹家健就用座机打过去,警方一看来电号码,这才信了。
  一招不行,又来一招,地产商又于4月26日正式起诉邹家健名誉侵权,把他推上了法庭。邹家健是搞媒体出身,除了法律维权,当然也会在舆论上做点事,主要做了个网站,这是全国第一个社区维权网,把所有媒体的报道在网上贴出来。很多网友发言,骂地产商是流氓、骗子。地产商一口咬定那些帖子是邹家健发的,说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就这么起诉,并且索赔1000万。建国以来从没有向消费者个人索赔1000万的案子,因此轰动海内外。邹家健的同事开玩笑都说,邹家健,我不敢动你,你值1000万哦。
  但这还不是针对邹家健的第一单官司。这一年,邹家健曾经一个月收了三单官司。第二单官司的起因,是有一个记者写了篇文章,标题大意是业委会主任无端遭传讯,开发公司法律室副主任报假案。客观、简略地说了一点第一单官司的经过,邹家健在网上转载了。那个法律室副主任便以此为由,也把邹家健推上了法庭。理由冠冕堂皇,说他的所谓“情况反映”是职务行为,单位领导要他这么干的,所以不该点他的名,向邹家健索赔8万。两单官司没结束呢,第三单官司又找上门来。过了大约一个月,邹家健收到一张传票,据说是景洲大厦的一个名叫岳波的业主,因为邹家健维权伤害了地产公司品牌,他的房子卖不出也租不出,造成个人损失,要邹家健每个月赔他3800元。
  总共三单官司。第一单先是索赔1000万,后来改成索赔500万,案子拖了一两年,审来审去,拿不出过硬的证据。其实问题很明显,地产公司根本就是自相矛盾:4月26号起诉邹家健,原帖发布时间却是5月19号,他们起诉邹家健的时候侵权行为还没发生,事实不成立,诉讼空口无凭。但法院最后仍然判邹家健败诉,赔付5万。邹家健上诉,法院维持原判。邹家健不执行,法院强制执行。强制执行邹家健也不干,说你们抓我进去好了。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邹家健没打倒地产商,关键时刻地产商自己把自己打倒了。就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地产公司老总被双规,再后来被判刑八年,原因是巨额受贿。那家地产公司开发两个房地产项目,需用70多部电梯。某设备公司就许诺:如果改用该公司提供的东莞电梯,可以给他货款3%的提成。他便违背对业主的承诺,放弃三菱电梯,改用东莞电梯,从某设备公司收了4800万港币的黑钱,还收了很多别的黑钱。钱多了就去澳门豪赌,受贿180万,其中竟有150万用于还赌债,成了深圳的腐败典型。
  地产公司老总进了铁窗,新班子改弦易辙,主动跟邹家健和解,索赔1000万的官司就这样了结。报假案的官司,一审也判邹家健败诉,说人家报假案确实只是履行职务,因此说他确实是侵犯名誉权,判邹家健赔5000块。这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网友惊呼:报假案不仅不受罚,还有5000大洋可拿,真是闻所未闻。最后闹到二审,深圳中院的法官都不好意思了,说侵权事实不存在啊,怎么能这样判呢?就当着邹家健的面给原告说,你跟老邹和解吧。原告一看中院的态度不一样,中院搞不定,就撤诉和解了。
  第三单官司更搞笑:闹了半天,竟然原告的身份都成问题——是个假业主,因此原告根本不敢露面,开庭时躲着不到庭。后来调查得知,此人最初确实在景洲大厦买过房子,没拿到产权证就发现房子有问题,要退房,而且要地产商按房价赔10%。地产商一口应承下来,条件是他做托儿,以业主身份告邹家健。银行查过,他的房子早在2000年就交付地产商回购了,他却在2001年5月跑到法院以业主身份起诉邹家健,这时他已经不是业主,没有诉讼资格。这么一来,案件只好终止审理,原告撤诉。直到现在邹家健也没见到原告,他根本不敢出来对质。








  无法回头
  被迫接下的三单官司,结果都不算坏,但邹家健仍然代价惨重。
  邹家健本来一直很顺,没多少历练,懂一点法律也只是粗通。一下子面对这么大的事,他当时头都晕了。电话恐吓也有,要他搬家,从景洲大厦滚出去;甚至把他家的门都砸掉。当然压力最大的还是官司。打官司就要请律师,而深圳的律师费很昂贵,一般按标的20%、30%收取。地产商告他的官司,即便按索赔500万算,律师费也是天文数字。而且官司一单接一单,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单,不知道事情什么时候能完,不知道究竟要付出多大代价。最可怕的是没人帮忙。很多业主因维权受益,每户几万十几万的赔偿,那时大家都称赞他、拥戴他。但等遇到危难,他往身后一看,嘿,突然发现身后没几个人影了——听说遭遇诉讼,业委会好几个委员都怕了、退出了:两个人说要调走,两个人说工作忙不能兼顾,还有一个是地产商选的,当然也跑了。邹家健几乎是只身面对一切。他有很多媒体朋友,也向他们呼吁过,但没有一家媒体敢站出来;他向政府反映,但没有一个部门回应。本来还有个后盾,就是所在单位,单位最初是支持他维权的,但这时也打退堂鼓了,叫他不要闹,赶快把这事平息了;不就输5万块钱吗?没事,单位给你出。你从财务拿5万块钱去赔,然后在报纸上、网上公开道歉,承认侵权。可邹家健不干,他觉得这样做太窝囊,就跟单位说:谢谢单位的好意,但单位要代替我出钱,单位是不是还要代替我检讨?登报上网认错是不是以单位名义?反正我自己不会这样做,因为我本来就没侵权嘛。他这么一问,单位不吭气儿了。那时他才真正体会到世态炎凉,感到好恐怖好无助,就像掉进一口黑咕隆咚而且是深不见底的井。心里那个急啊!就那么短短半个月,他的眼睛突然老化了,眼前的一切都是花的,看不清东西,现在也恢复不过来。去看医生,医生说他太紧张,要他放松一点,要不然会瞎掉;也就那半个月,他原来的一头黑发全变成白发。现在他看上去一头浓密的黑发,但那都是染的。
  五年维权,不只是消耗精神。经济上,所有花销都是他一个人的。告地产商的电梯官司,诉讼费他出;1万块律师费也是他付。等到地产商告他,500万标的,上诉反诉都要交35000块,他实在交不起了。这时业主就自发捐钱,总共才捐了不足3万块钱,根本不够用。邹家健统计,他为官司总共贴了将近10万块钱。但最可怕的不是自己受罪,而是全家人跟着受罪。维权风险很高,家人怕安全出问题,明明买了房子不敢住,在外面租房子住,就邹家健一人住景洲大厦。他的孩子从升初中到升高中一直住外面,今年才搬回来,全家才团聚。采访中邹家健告诉记者,偶尔他也觉得寒心。单位同事就跟他讲,你想想值不值得为大家维权,索赔几百万,捐款才两万多,他们钱都舍不得出,你为他们维权傻不傻?邹家健说,他并不是思想境界高;他是没办法——尽管不想犯傻,但他必须活得有尊严,而尊严只能通过官司讨回来,所以只好硬撑下去。偶尔他也觉得累,也想见好就收。地产商跟他的官司达成和解时,他的房子正在掉价,从每平米7000多块掉到每平米3000多块。这时地产商就私下暗示,如果你对房子不满意,想换个地方,我们有人回购你的房子,可以按原价回购。这时他真有点动摇:要不要这么做?他知道很多维权者往往为私利维权,开始闹得很凶,最后却跟地产商达成妥协,从地产商那里拿笔钱就跑掉。那时他思想斗争很激烈,律师也支持他抽身,说你花了那么多钱,受了那么多苦,完全可以卖房走人,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谁也没权利责备你。但他又觉得做人不能不讲情义,毕竟已经把大家带上了维权之路,自己却悄悄拿钱走人,这样一来怎么跟捐钱的业主交代呢?无论怎么想他都认为自己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既然如此,就只有不回头,只有一条路走到底。
业主炒了管家
  地产商的问题解决到一定程度,物业问题就摆到桌面上来了。景洲大厦业委会决定选聘新的物业公司。他们认为,原来的Z物业公司是地产商的下属公司,典型的老子开发儿子管理,根本上代表地产商的利益,而不是代表业主利益,因此没理由继续雇佣。
同时他们相信,深圳市政府早就宣布,鼓励物业管理市场化,所以政府肯定会支持他们。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太天真,他们遇到的最大阻力恰恰来自政府,来自深圳市住宅局。
  第一次选聘物业公司,2001年1月1号投票,赞成票超过与会业主半数。但市住宅局通不过,说Z公司管理很好啊,要不然你们小区怎么会评上优秀文明小区呢?管理这么好的公司都要炒,你们这不是胡闹吗?业主听了很惊讶:小区那么多问题,居然会评上优秀文明小区?怎么压根儿没听说过啊?回去一问才知道,真有这么回事,Z公司真捧回了优秀文明小区的牌子,但这牌子究竟怎么得来、Z公司服务品质究竟如何,Z公司自己当然比谁都清楚,心虚,所以一直不敢挂。等到小区要换管家,Z公司急了,才当做王牌甩出来,复印了一纸证书给市住宅局。不过王牌也不顶用,是否文明优秀,可以见仁见智。但市住宅局挑的另一个毛病,业主就没脾气了,市住宅局认定选聘不合程序,说按规定过半票数是指入住业主总数的过半票数,而不是与会业主的过半票数,因此票数不足。为此,6月1号,全体业主又投一次票,赞成票超过入住业主总数的一半了。没想到就这样市住宅局还能挑出毛病,说你们的选票不对,选票设计有倾向性,误导大家。要重做,要按规范做。
  那就按规范重做吧。先在网上征聘,很多物业公司响应。但马上就有人打电话给那些物业公司,说景洲业主是帮刁民,你们不要应聘。大家很气愤,下定决心,真要是没有物业公司应聘,仍然要炒Z公司,炒走Z公司之后,业主自己管理小区。但还好,最后仍有15家物业公司确认报名。那段时间,邹家健一干业委会委员最辛苦,每到周末,白天就出去暗访,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地走,看到底哪家物业公司管得最好。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他们定了金风帆等5家物业公司参与竞聘。但市住宅局这时又杀了出来,说你们定的不算数。市局已经预备5家物业公司候选,这5家条件很好,别的你们不必考虑了。邹家健很尴尬,说:我们业委会一方面登广告招投标,承诺公开公平公正;一方面暗箱操作,搞内定,让应聘者白忙活,这不是不尊重人嘛。而且言而无信,也毁了我们业委会的声誉啊,市局怎么能这样做事呢。市住宅局一听火了,说邹家健你别太狂,我们是代表政府的,你尊重不尊重政府?邹家健就反问:你们这是政府行为吗?真是政府行为,你们就写个推荐书,盖上市住宅局的章子,以后我们小区有什么问题都找你们市局买单好不好?市住宅局当然不干,就拖。拖了一个月,最后双方让步,候选的5家中,市住宅局推荐的进来3家,业委会定的进来两家。
  候选资格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谁有资格投票?本来是业主的私产,业主有占有、使用、处分的全部权利;物业管理权是私有产权的延伸,业主选管家,当然业主最有资格投票。但是不行,业主的私产谁来管不能让全体业主投票。市住宅局教导业主说,你们又没搞过物业公司,懂什么物业管理?你们不懂有人懂,我们有专家,都是国家级、省级的专家,让专家来决定吧。吵来吵去,最后的结果是组成一个评选小组,小组一共9个代表,业主代表3个,占1/3。其他6个都是市住宅局推荐的专家,占2/3。对业主很不利的比例。然后他们就挑专家,挑出来的6个专家全是地产老板和物业老板。市住宅局一口咬定他们是一流专家,授权他们代表政府给景洲大厦业主做主。
  那次专家投票被业主们视为闹剧。9月17日上午评标,席间专家们十分张扬。其中有个女专家,是某物业公司的副总经理,指名要邹家健表态:是不是认可专家。邹家健就老老实实告诉她:各位专家应住宅局之邀参与评标,我们业主本来应该感谢。但不巧的是,在此之前,我们业主已经有过一轮投票,而且投票已经有了结果,这个结果是需要尊重的。我们只希望各位专家做一件事,就是从专业角度提些合理化建议。那个女专家一听来了气,说老邹你什么意思?既然你们都有结果了,还要我们做什么?如果说我们没用,只能提提合理化建议,那我们立马拜拜。如此咄咄逼人,于邹家健简直是火上加油。邹家健马上不客气地高声宣布:我必须声明两点,第一,请你们来是市住宅局请的,不是我们业主请的,本来就跟我们业主没关系。第二,我的态度是尊重专家意见,你们可以指导,可以建议,但你们确实没有投票权,因为不是你们为物业公司买单,是我们业主为物业公司买单,所以选聘物业公司的投票权只应该属于我们业主。当时台下坐得黑压压的,全深圳的物业公司都派了代表前来观摩,还有很多记者现场采访。女专家没想到邹家健如此强硬,当众驳她的面子,气得脸色发青。住宅局官员赶紧劝解,但也于事无补,午饭都没吃女专家即扬长而去。
  投票过程更有如两军对垒。业主最看好的金风帆物业公司,专家们都打低分。市局推荐的公司,专家都打最高分。专家占三分之二,拥有绝对优势,实际上就是专家说了算。金风帆最终落选,市局推荐的南光物业公司胜出。
  评标结束后,市住宅局一位官员突然问邹家健买单,每个专家给1500块劳务费。说那些专家都是权威,政府请他们才来,一般人还请不来呢。邹家健不干,说谁请专家谁买单,我又没请专家,凭什么我买单?而且我这几年维权,开销已经很大,哪还掏得出上万块付所谓专家费。住宅局官员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我找你要,你再找业主要呗。邹家健还是不干,说物业管理条例讲得清清楚楚,业委会一年预算就几千块钱,根本没计入这笔开销,超出预算就违法,你们住宅局怎么可以让业委会违法呢?就这样闹僵了。南光物业公司听说这事,怕开罪市住宅局,就主动找邹家健说,这钱我们南光公司出了。但邹家健仍不松口,说表面上是你们公司出钱,可你们公司的钱不都是我们业主交的?你们出钱最终还不是在我们小区开支上列账?南光公司无言以对。最终市住宅局还是没弄到这笔钱。
  结局不如人意,但无论如何,业主的初衷还是部分实现了:Z公司撤出景洲大厦。业主炒管家,这是全国头一遭,这艰难的一步总算跨了出去。
让行政干预走开
  南光公司接管后,邹家健开始萌生退意。他认为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现在已是和平环境,不需要自己冲锋陷阵了,该退下来好好休整休整。但他根本退不下来,业主不答应。上届业委会是2003年8月30日到期。
换届选举时,业主高票推他连任,弄得他很尴尬,只得硬着头皮再干。
  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一干,竟然又干出一堆事情。
  业委会是8月30日换届;南光公司的任期几乎同时:9月18日换届。刚好在此期间,即9月1日,国家物业管理条例生效了。按照国家物业管理条例,物业公司换届必须经业主大会投票表决。南光公司就找邹家健吃饭,他不去,因为前段时间,即七八月份,景洲大厦被盗了十几家,南光公司管理失职,业主意见很大。本来业委会并没有换掉南光的想法,而是打算开业主大会续签合同。但南光自己不敢上业主大会,怕通不过,要邹家健私人跟他续签三年,邹家健想,毕竟国家物业管理条例已经颁布,怎么可以私相授受、跟法律对着干呢。南光又要业委会跟他续签,邹家健仍然为难,因为国家法律规定要业主大会通过,如果只是业委会跟南光续签,合同照样不合法,业主照样可以不付物业管理费,甚至照样有权赶南光走路。无论如何业主大会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作为折中,邹家健告诉南光公司:我不能跟你私下续签,但我可以给你时间。咱先签一个临时性合同,让你管到年底,你有一个过渡期,利用过渡期好好整改,改了还能挽回民心。这是我的底线了,再要求别的我就做不到了。但无论怎样苦口婆心,南光就是没有信心面对业主。选票都做好了,南光还要退出选举,而且要业委会3天之内跟他办完交接。邹家健再也按捺不住,批评南光说:你也是一级企业,物业管理的规矩你不清楚吗?照规矩是提前一个月办完交接,你只给我3天时间,说得过去吗?南光自知理亏,便松口改成20天。邹家健回头就赶紧布置重新选聘物业公司。
  重新选聘不是业委会的初衷,业委会本来不想折腾。但南光公司执意要撤,业委会不能不临时改变主意。当初南光接管只是妥协的产物,业主看中的原本是金风帆,因为市住宅局阻挠才花落南光。南光接管后表现差强人意,最后一刻的表现却让业主大跌眼睛:不仅把业主交的管理费全部花光,而且把业委会历尽千辛万苦从地产商那里要回来的20多万元维修金也带跑了——根据现行制度安排,业委会没有独立账号,不能直接管钱。那么大一笔款子捏在个人手上,万一有什么问题很难说清楚。为此,邹家健只好把钱交给新来的南光公司代管。交钱时说好了,南光公司不得擅自动用;要用必须事先知会业委会,经业委会认可。双方还专门订了个合同。但没用,南光撤走时一分钱也不留。问钱在哪,说用光了。再问怎么用的?报个明细表?又报不出来。到今天问题还没解决。这个事件给邹家健一个教训,权力介入民事,最后买单的只会是老百姓自己。所以他打定主意,这次要么不重新选聘物业公司,一旦不得不重新选聘,就一不做二不休,必须完全按照业主自己的意志选聘,不再妥协,不再给行政干预留一点点通道,永绝后患。
  为了不让市住宅局插手,业委会决定,这次不搞竞标,只搞邀标,邀请几家业主中意的物业公司来投标。为此他们专门请教了法律专家,专家的答复是这么做完全正当合法,因为根据国家的招投标法,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之一的项目,才是政府出面强制性向社会招标的项目:一是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二是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三是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除此而外的项目,不在强制招标之列。私人物业跟这三条完全不沾边,政府没有理由把私人物业纳入强制招标范围。更重要的是,深圳过去的模式是市住宅局包办,市住宅局代表业主行使私人物业主权,那时业主没脾气,因为只有深圳自己的物业管理条例,市住宅局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不同了,国家物业管理条例出台了。国家物业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国家提倡业主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选择物业管理企业”;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选聘、解聘物业管理企业是业主大会的职责。既然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业主当然可以照国家法律办,自己行使自己的物业主权!
  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而开端往往是最艰难的。刚开始压力很大。几次官司都赢了,赔款都拿到手了,因此业主往往认为完事大吉,再不如原来投入,部分业主甚至几个月见不到个人影。如果业主参与少,人头过不了国家规定的2/3,选聘管家就要流产。旧的管家留不住,新的管家进不来,小区管理处于真空状态,万一出什么事,还不得业委会吃不了兜着走?所以邹家健一干业委会委员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个环节都不敢松懈:刷标语、打电话、按门铃,千方百计动员业主参与。业主被感动了,觉得真是一件大事,热情空前高涨。但业委会只介入动员阶段,选举程序根本不插手,而是请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大学行政管理系的学生来具体操作,业委会只做旁观者。9月17日晚上发票,次日早上填票,填了就投,下午5点收票。收票以后,居委会代表、派出所代表、媒体代表、专家代表,还有兄弟小区业主代表、南光公司代表,大家都守在现场,当着大家的面开票,当天出结果。他们不想隔夜,怕隔夜以后说不清楚,就想一天搞定。
  业委会当然不敢冷落主管部门,很早就知会区住宅局:哪天开业主大会,投票选物业公司,欢迎到场监督。但区住宅局最终还是没来人。唱票结果,金风帆公司得票最高;复核完毕即报送区住宅局。这次区住宅局还算爽快,说:业主没意见我们就没意见。区住宅局一位科长还说,他事先已经暗访过,发现选聘程序很严谨,无懈可击。
  但市住宅局依旧勃然大怒。
  国家物业管理条例刚颁布,就在景洲大厦开花结果,媒体很兴奋,一时好评如潮。中国青年报更称赞景洲大厦业主改变了政府包办的传统;政府尝试从民事事务中退出来,让民事主体学会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在法律框架下依靠合同约定双方的责权利,这有示范效果,为解决社区冲突找到了一条新路。但媒体越高调,市住宅局似乎越难受。原因很简单,在市住宅局看来,景洲大厦业主早就带了一次坏头,即率先启动对地产商的大规模集体诉讼,引来全市业主仿效,给地产商和市住宅局添了乱。此次自主选聘物业公司的先例如果被当作先进模式肯定下来,无疑会马上引起第二波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无论如何必须把景洲大厦业委会打压下去,不能让他们再带一次坏头。
  似乎是对这个隐忧的印证,景洲大厦选聘物业公司刚刚落幕,盐田区政府大楼选聘物业公司便马上揭幕。盐田区政府对此很重视,区建设局领导亲自到场主持招标。结果已经公布,泰原物业公司中标,而且双方已经准备签合同了。这是一次公正的招标,大家都很满意,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市住宅局跑出来横加干预,说招标不合法。区领导主持也不行,市局的专家没参加呢。于是已经公布的结果作废,重新招标。重新招标的结果是市局推荐的物业公司金榜题名。泰原物业有苦难言,又不敢惹市住宅局,就私下给邹家健打电话,说市住宅局行政干预招投标,侵犯企业合法权益,要邹家健帮他们维权。曾经参与竞标的其他几家物业公司也请邹家健维权,中标的没中标的企业都对市住宅局一肚子气,说物业管理本来应该走向市场,公平竞争;只要是公平竞争,我们输了就输了,没脾气。但如果市住宅局插一杠子,搞暗箱操作,我们就玩不起了。我们竞标多大成本啊,可你早就内定了,这不是把人当猴儿耍吗?
  盐田区政府大楼招标事件对市住宅局来说是一个警告:确实有很多业主跃跃欲试,要效法景洲大厦业委会。如果不及时把景洲大厦业委会业主打压下去,业主自行选聘物业公司衍为风气,市住宅局主导的传统的物业管理利益分配格局,就要被市场化进程彻底肢解。市住宅局因此别无选择,再度向景洲大厦业委会开战。
罢免风波
  初战是一场精彩纷呈的舌战。
  市住宅局极其强硬地斥责景洲大厦业委会违规。他们声称:市局早有文件规定,小区面积多少多少平米以上必须强制招投标,景洲大厦不是招标而是邀标,显与此项规定不合。
但邹家健不买账,理由有三:首先,红头文件大还是国家法律大?答案不言而喻。其次,小区物业不属于公产而属于私产,政府该管的只是公产,公民对自己的私产拥有完全主权。市住宅局是公权机关,凭什么直接干预公民私产,侵犯私人物业主权?再次,从消费者权益角度讲,物业公司是提供服务,业主是购买服务。作为购买服务的消费者,业主当然有选择的权利,好比自由恋爱,应该你情我愿,市住宅局凭什么包办?市局要包办,业主高兴得认不高兴也得认,这不是搞捆绑销售、不是搞强买强卖吗?宪法说了要保护私有财产,市住宅局处处阻挠业主行使私产主权,侵犯私产主权,从宪法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全违反了。现在强调依法治国,政府应该做守法的模范。市局就是这么守法的?最后,根据国家招投标法规定,政府投资项目必须进行招标,深圳采田村和莲花北小区都是公务员住宅小区,都是政府全额投资,理应公开招投标,市住宅局为什么不把这些项目拿出来公开招投标,却直接交给市局原来的下属企业管?属于公产的项目、法定必须公开招投标的项目不搞公开招投标,反而要拿私产项目强制招投标,这怎么解释?难道不是双重标准吗?市局辩解说,那些公务员小区是例外,因为当时处于前期物业管理。但这辩解过于苍白,被邹家健轻松驳回。邹家健说:你说例外,但国家法律并没有规定可以例外。前期物业管理并没有改变项目的公产性质,并没有改变项目投资人是政府的性质,所以前期物业管理也不是市住宅局就可以授权,可以分给谁就是谁的。市局至此哑口无言。
  说不服,就只能压服了。市住宅局先出台一个红头文件,宣布景洲大厦业委会跟金风帆的合同无效。法律专家实在看不过,也站出来发表意见,说:人家是民事合同,你政府有权说民事合同无效吗?正好这时在大张旗鼓宣传行政许可法,市住宅局这个做法跟行政许可法背道而驰,搞不好就会撞到枪口上,成了反面教材。因此他们再不出面了,就叫区住宅局出面。区住宅局就通知业委会委员开会,会上继续指责业委会违规,要求整改。邹家健申辩说:我们是执行国家物业管理条例,没违规。但区住宅局仍振振有辞:这里是深圳特区,你们只能执行深圳特区的法规。并且宣布:如果拒绝整改,我们已经有处理意见,都打印好了,12月31号就会宣布。高压之下,业委会仍然毫不退让,双方不欢而散。
  住宅局说到做到。2003年12月31号晚上8时,深圳市住宅局物业监管处副处长陈海铭、福田区建设局物业管理科有关人士及辖区居委会、民警一行来到景洲大厦。他们首先询问业委会是否接受此前判定景洲大厦未经招投标自行投票选管家违规,在业委会全体表示不接受此判定后,他们拿出一份打印好的文件,宣布撤销邹家健的景洲大厦业委会主任、业委会委员职务。邹家健说:我的职务不是我任命的,是全体业主选的,你们对我宣布没用,还是直接向全体业主宣布,你们给全体业主一个正式交代吧。住宅局官员一听就要马上走人。邹家健说:哪有人民政府怕人民的道理,你们不要怕,我这就召集业主大会,业主很文明,保证你们毫发无损。他们赶紧说不用不用,文件贴出来就可以了,说完拔腿就走。
  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就见了报。政府直接罢免民选产生的民间自治组织负责人,立马轰动全国。主流媒体一边倒,公认这是深圳的一个笑话。很快“3·15”到了,全国推荐“3·15”贡献奖,5个人候选,司法部、公安部等八个部委,还有中消协、央视等很多单位推荐邹家健,称他为“维护业主私有财产权而不懈努力的先行者”。推荐理由更是与深圳市住宅局针锋相对:“2001年,邹家健带领深圳景洲大厦业主一举炒掉了原有物业管理公司,率先打破了‘谁开发谁管理’的物业管理模式。2003年,因坚持执行《物业管理条例》成为全国第一个被住宅主管部门罢免的业主委员会主任。在法律的框架下,邹家健的热情与理性并存,开创了一种依法维权的模式。”这是对景洲大厦业主自主选聘物业公司的肯定,也是对深圳市住宅局的当头棒喝。舆论完全站在业主这一边。
  一些知情人士反映,央视报道不久,市住宅局曾专门召集全市物业公司开大会,布置反击。在会上公然号召:有人要把市场搞乱,使得大家没饭吃。决不能让他们得逞。要保住现在的市场,要以后有饭吃,大家就应该站出来说话。现在西风压倒东风,反面的东西太多了。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找人写文章,把风气扭转过来。他们也确实组织了一些文章,但主流媒体一点机会不给他们,没奈何他们就找本市媒体,没想到本市媒体这次也不买账,特区报压着他们的稿子一篇不发。最后他们就搞了个答记者问,再活动上级机关,总算让特区报把这个答记者问登了出来。
  但事情并没有至此划上句号。之后,市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邹家健明查暗访,看邹家健有没有徇私舞弊,有没有贪污腐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在景洲大厦找到一个对邹家健不满的业主。这个人最初要在景洲大厦开公司,邹家健不允许。过了一段时间,景洲大厦有个改造工程,他就跑到邹家健家里,说自己正好做这一行,要邹家健把工程交给他。说你维权这么多年,很辛苦,而且贴了不少钱。我很敬佩你,你把工程交给我,把工程款打过来,我返还一部分给你,也算对你这么多年辛劳的一点补偿。这事邹家健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了。第一次选聘物业公司时,市住宅局指定5家物业公司候选,其中一家就把邹家健拉到外面悄悄说,你要把我们公司选上,我给你这个数。他向邹家健伸了5个手指头,不知道是5万还是50万。邹家健不理他,回去就给大家说,把那家公司开掉,他能花钱搞定我,以后就能花钱搞定其他人,决不给这种害群之马一丁点机会。这次邹家健也不可能把工程给那个业主,说:事情不可能我一个人说了算,业委会几个人,每人都有一票。那个业主就说,既然这样,我也要参加业委会。邹家健说好啊,业委会大门对每个业主都是敞开的。刚好我们快换届了。你要参加业委会,就照规矩来,规矩很公平的,只要有10个业主推荐你,你就是候选人。并且马上就给了他一张表,说你去找10个业主签名吧。但这张表始终没交回来,因为他找不够10个业主。后来市住宅局找到他,他就说邹家健如何如何刁难他。市住宅局一听来了劲,就查业主推荐邹家健的表格,发现推荐邹家健的业主不止10个,远远超标。他们又按照推荐表一个一个业主复查。业主就跟他们说,人家邹家健本来不想当,是我们自己推荐他的;整个选举过程邹家健根本就没参与,是南光物业公司操办的,而且居委会、派出所、专家学者、媒体代表都当场监督,典型的阳光选举,有啥好查的?
  换届选举查不出名堂,他们又回头查邹家健的经济问题。但这更没查头。联合调查组无功而返。他们坚持招标推倒重来,按所谓深圳规矩公开招标物业公司,让他们介入。作为让步,他们同意,新的评委会中,他们推荐的所谓专家人数可以减少到3个,只占1/3;业主可以增加到6个,占2/3。邹家健仍不答应。说不动邹家健,他们回头又找金风帆,说你们劝劝老邹,叫他走个程序,我们只要一个过程,不改变你们的结果,保证还是你们金风帆当选;其实只是走个过场,只是不要你们把头带坏了。但谁劝都不顶用,因为邹家健最重视的恰恰就是带这个头。在他看来,很多业主缺乏自主意识,组织业委会也好,招聘物业公司也好,不经过住宅局就不敢投票。因此他非带这个头不可,偏不经过住宅局批准,只告知你哪天投票,直接就选了,选了就作数,你宣布作废不理你。
  市住宅局没辙,又对金风帆施加压力,说你必须撤出景洲大厦,否则取消你的资质。尽管金风帆是深圳报业集团子公司,但仍一度犯难。如果阻力太大,在它来说可能就不太划算,内部就有了分歧。老总扛不住就找到邹家健说,我们还是撤出算了。邹家健比较意外,但也理解他,就说,可以,你退了,我找入选的第二名顶替。第二名要不敢顶替也没关系,我们就自己管,正好试验一把业主自治。但金风帆还是下不了决心。一方面怕违约在先被业主追究,一方面又怕市住宅局刁难。犹豫了整整半年,最后终于横下一条心,坚持下来。金风帆一位负责人公开告诉媒体,业主没做错什么,因为“房产是业主的物权,选聘物管公司就像家里请保姆一样,主人想请谁就请谁,除了物权人,其他人对此没有发言权。”他并特别强调:“我们尊重行业主管部门,但我们与景洲大厦业委会的合同关系受《合同法》保护,只有经过2/3以上业主同意或者法院判定合同无效,我们才能撤出。我们必须对业主负责。”
  金风帆终于顶住了压力,邹家健很开心。尽管对手那么强大,尽管历尽艰辛,但邹家健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坚持到最后,笑到最后,开了业主选管家这个头。深圳业主果然纷纷看齐,南天一花园、学府花园等小区业主都成功地更换了物业公司。陆陆续续,全市已有近十个小区自主选聘了物业公司。外地也风起云涌。不夸张地说,因为有了景洲大厦,中国物业管理的业主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报复无情
  当初的电梯官司,邹家健挑战的只是一家地产商,竟遭到一个月三单恶意诉讼的报复。现在他直接挑战市住宅局,差不多是以整个行业的既得利益集团为对手,人家当然更没有理由让他过轻松的日子。
  这里有个细节很值得玩味。
2004年春节,景洲大厦业主开联欢会,庆祝业委会换届和自主选聘物业公司成功,业主在自己的小区网页上发布了很多现场报道,图文并茂,颇受欢迎。没想到这也有人恼火,他们的网页很快被封掉了。不过这也难不住他们,不让他们在深圳设网页,他们就到全国性网站比如新浪设网页,再没人封得住了。
  对区区网页都要斩尽杀绝,对邹家健本人,当然更费心思。一时流言四起,说邹家健是以身试法的典型,非暴力抗法的典型。市住宅局主管的杂志把他当反面典型批,市住宅局主管的物业管理学院也把他当反面教材在课堂上批。
  这些都没什么杀伤力,邹家健并不理会。但另一招就太狠了。2004年7月,深圳碧海华庭小区几个业主准备打官司,要求废止格式合同,收回小区公共物业的产权。他们想先召集一个业主座谈会,商量商量。会前打电话一定要邹家健去,邹家健不想去,但他们说请了多少多少人,谁谁谁都来了,你是深圳业主维权的一面旗帜,怎么可以不来呢?他只好硬着头皮去了。那天到场的有深圳20来个小区的业主代表,还有专程从北京赶来的打假名人王海。王海在会上提议筹建深圳市业主联合会,说市住宅局和物业商可以组织起来,搞物业管理协会;我们业主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呢?还有业主要求撤销市住宅局,撤销某某官员。与周遭激越的气氛不同,邹家健一直保持理性,发言中特别强调:我们业主维权只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不是要撤这个撤那个。其实很多问题主要不是哪个部门哪个人造成的,而主要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只把哪个部门哪个人撤了,问题并不能解决。我希望大家冷静思考这个问题。成立业主联合会从道理上讲是对的,物业公司有他们的组织,业委会也应该有自己的组织。但考虑到现实条件,我们业主可能突破重围,把业主联合会建立起来吗?我认为不可能。所以,我不赞成组织联合会,我主张务实一点,先把自己小区的事情搞好。当时有个都市报的记者旁听,会后邹家健建议他最好不要写这个会议,否则人家难免借题发挥。但他还是写了,标题就叫20个小区商讨维权对策,要求成立业主联合会。不出所料,果然就出事了。市住宅局某官员马上向市里举报,说有一帮人,包括邹家健在内,非法集会,密谋策划,要成立政治性组织对抗政府。文件报给深圳市领导,深圳市领导又批给深圳市维稳办。
  没过多久,单位党委书记就找邹家健谈话了,问他最近参与什么活动没有,他说没参与啊,小区的事都搞定了,自己都要隐退了,不可能参与什么活动啊。书记就说了原因:保不准你又闯祸了,维稳办来了两个人,查你有没有参与政治组织比如业主联合会什么的。邹家健一听是这么回事,就讲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书记听了也觉得冤,说那就到此为止吧,我们会向上面如实反映,你不要再扩散了。但邹家健岂敢到此为止,他要亲自消除影响才放得下心,为此主动找上门,打电话给维稳办的一个处长,说我是某某某,想上门聊聊。处长很欢迎。邹家健就去了。公安局、法制办、维稳办及市府其他几个办公室的人都去了,坐成一排,市住宅局某官员也在座。邹家健先讲过程,讲完之后质问:我只是普通业主,从不介入政治活动;到底谁打的小报告?不仅败坏我的名声,而且浪费警力。维稳办的同志听了也来气,当场就问市住宅局某官员:你说说,怎么回事?住宅局官员支支吾吾说,报纸不是登了嘛。邹家健说:报纸没说那是政治组织,更没说我参与。你断言我参与政治组织,有证据吗?上法庭要拿证据的。住宅局官员尴尬退场,大家跟邹家健聊了起来,都称赞他努力化解社区冲突,维护社区稳定。信访办一位处长更鼓励他说: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典型。不妨把你们小区的案例做成一个课题,业主如何跟地产公司交流、如何跟物业公司交流,如何化解矛盾,做到双赢,好好总结,对解决深圳市普遍的社区冲突有参考作用。没成想碰到这么多明白人,不仅讨回了清白,而且得到了理解和支持,邹家健又惊喜,又感动。
  尊重业主权益是社区和谐的前提
  为了探讨物业管理问题,邹家健曾赴港澳等地取经。比较三地住宅局官员的不同做派,落差之大,令他感慨万千。赴港澳等地取经之前,他凡事尽量为市住宅局官员着想,认为他们有苦衷。无论如何,几十个住宅局官员管两千个小区,总难免出错,谁到那个位置都一样。但从港澳等地调研回来,他不再这样看问题了。香港官员就跟他说,小区的事,我们的基本原则是不告不理。我们是服务机构,无权干预业主,业主不找我们,我们绝不参与。但如果业主找我们,我们肯定尽心尽力指导他们、协助他们。如果像你们深圳那样到处干预,主动介入,一则是不合法,公权介入了私域,我们不敢;二则是忙不过来。这给邹家健深刻印象。
  碰巧,邹家健刚从港澳等地取经归来,就遇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中央提出保护私产,建立新的产权制度。邹家健马上结合这个原则,搞了份新的物业合同。其实多年之前,邹家健已经对物业管理合同做了一次外科手术——南光公司刚接管景洲大厦,邹家健就要跟南光签合同,当时南光拿出一份格式合同给他,说人家都这么签的,是惯例,咱们照办吧。邹家健一看不行。这是典型的霸王条款,很多地方跟国家现行法规冲突。比如住宅被盗物业公司不承担业主财产损失,比如物业公司可以对业主停水停电等等。产权方面也有很多地方含混其词,给地产商和物业公司上下其手的空间。邹家健无法接受,双方争执了很久,最后南光终于同意修改合同,在全国率先把不平等条款全删掉了,还增加了几个内容:第一是如果物业公司做假账,业委会可以一票否决。第二是由于管理失职造成被盗要赔偿。听说国家建设部正在草拟物业管理条例,邹家健为此自费去了一趟北京,专门向建设部反映自己的主张。建设部听了很高兴,后来果然把他的很多主张写进国家物业管理条例中。现在的国家物业管理条例仍然不健全,但也有一些亮点。这些亮点中,邹家健的主张就占了至少4点。第一,地产开发和物业管理相分离;第二,管理失职要赔偿;第三,不准做假账,要定期如实公布账目;第四,大多数业主投票表决可以炒物业公司鱿鱼。公民推动国家法制进步,邹家健此举或许称得上是个典范。
  尽管如此,邹家健仍不满足,认为这些只是改良。便借助重新选聘物业公司的契机,结合十六届三中全会保护私产的新精神,跟接替南光公司的金风帆签定了一份全新的合同。新合同的亮点,主要是明晰产权。现在物业公司侵权,主要是侵犯业主产权,尤其是侵犯本来属于业主集体所有的物业产权,即小区配套设施的产权。国家法规和深圳法规对小区配套设施的产权都有规定。按国家法规,小区配套设施属于公共配套设施;深圳法规则以入户时和土地交易时的规定为准,如果地产商没做初始登记,没办理独立产权证,配套的停车场、游泳池、花园等等就都属于公共配套范畴。以这些原则为基础,邹家健创立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即业主共有。他认为,所谓公共配套设施的“公共”不应大而无当,而应有具体界定。从全国房地产市场来看,小区停车场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建设成本,一般都计入了该小区的建设总成本,并摊入了商品房的销售价格。这就是说,业主的购房款中已经包括了停车场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建设成本。既然业主已经“买下”了停车场及其他公共设施,这些物业的产权就应该属于业主共同所有,其经营所得也应归业主。也就是说,所谓“公共”应该局限于小区范畴,所谓公共配套设施应该是小区业主集体拥有的物业。可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小区公共设施的产权普遍含混不清,其经营所得更是往往被地产商和物业公司非法侵占。景洲大厦停车场全年收益达70万元左右,几乎可以充抵全年物业管理费的1/2。但在过去,物业公司都把停车场收益看作自己的蛋糕。邹家健跟金风帆签定的新合同则不然,新合同第6条列明:“景洲大厦停车场属大厦配套的公共设施,其产权属景洲大厦业主共同所有。”并详细规定:“停车场及公共场地出租的所有税后收入归景洲大厦业主所有,以业主委员会的名称单独建账列项”。但也不是业主委员会独占租金收益,而是划拨一半即35万给物业公司,用于小区日常物业管理。余下35万留下来,充作小区公共设施维修专项基金。本来,按照法律规定,公共设施维修专项基金应由地产商向业主委员会转交,但业主委员会实际上一分钱也没拿到,而公共设施都有使用年限,比如高层电梯,国家规定国产15年,进口20年。但如果根本没有公共设施专项维修基金,到时电梯强制报废,到哪找钱购置新电梯?于是邹家健想了个办法:从停车场收益中每年提取35万来积累。十多年之后,也能积累好几百万,到时就无须发愁了。总之,尽可能地明晰物业产权,以此划定业主和物业公司的权利边界,使业主不但成为自己住所的主人,而且成为整个小区的主人,小区权力归业主。物业公司作为受雇的一方,只能根据业主的授权行事,无法滥用权力。划定了边界,彼此就好遵守,就可以相安无事。事实上,自金风帆接管以来,业主和物业公司的确相处和谐,这在相当程度上也得益于新合同。
  新合同在全国又是首创,类似于“购房合同204条”,业内称作“物管204条”。媒体披露之后,很轰动,各地业主和律师纷纷前往取经。现在的景洲大厦可说是政通人和。由于维权成功,电梯全部换了,管理费也便宜。深圳市中心的管理费一般是每月每平米两块八乃至三块多,景洲大厦换了南光公司之后,从三块降到两块六;换了金风帆公司之后,又从两块六降到现在的两块三。因为管理费幅度大下降,出租利润很高,物业普遍升值。一套房子拿出去拍卖,原来只有两三个人举牌,现在几十个人抢,前不久一套房子拍卖,从底价35万一路拍到52万。还有一套房子从原来的成交价40多万涨到现在的65万,上升幅度很可观。去年年底对大厦业主所作的测评显示,业主对新管家的满意率高达96.7%。业主都愿意入主景洲大厦,说到了景洲大厦至少不挨打,有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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